支持实行一条鞭法的官员们认为，实行一条鞭法之后，能够“定条鞭之法，民始舒息，减里甲之费，民益乐业，此何异于解倒悬而置之衽席之上耶？”
他们认为，实行一条鞭法之后，合并了繁杂的税目，统一了赋役科征时限，对于百姓来说，之前地方官吏的任意加派和日日追征、几无宁日的情况就可以得到缓解，同时将以往各种杂色实物税变为单一的货币税，可以改善百姓无法辨明折率而被里甲胥吏肆意剥削的情况，赋役折银也提高了运输效率，降低了税收征纳的成本，减少了实物在解运过程中的损耗。
同时，赋税的征收由民收民解改为官收官解，农民不再负担协助税收征解的义务，这也变相减轻了农民的徭役负担，所以他们认为一条鞭法是有利于百姓的。
但是葛守礼等人还是坚持反对实施一条鞭法，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，主要是反对一条鞭法当中的一概征银，葛守礼认为这个条款实际上是脱离了大明的实际情况，大明的农民并没有太多的银钱，大明产银不多，多集中于福建、云南、两广等有限产银区，并且即使在上述地区，农民获得白银的途径也很有限，只能以自己所产出的米麦、桑丝或者手工艺品以交易的方式从商人手中获取白银。
葛守礼认为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盲目实行折银，只会使得百姓遭到更加残酷的剥削，葛守礼说道：“陛下，夫树五谷而征银，是啬羊而求马也，岂可得乎？”
葛守礼认为，一旦真的实行一条鞭法，由于白银成为百姓纳税的必需品，这必然导致白银与农作物的兑率极不平等，农民无奈只能贱卖所产，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，农民无所得银，地产率贱贸的情况屡屡发生。这和实施一条鞭法的初衷显然是违背的，而且葛守礼认为，以大明现在的情况，这个问题几乎是无解的。
因为大量的白银在这些富户们手上，只要实行折银，百姓不可避免的要遭受这些富户们的盘剥。还有就是南北方的差异问题。
大明现在的情况就是，南方地区土地肥沃，作物一年两熟，且人口集中，人均占有面积较少但产出却多，而北方土地贫瘠，地广人稀，作物一年一熟，所以南北方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，北方往往田赋轻徭役重，南方徭役轻而田赋重。
而按照一条鞭法的要求，将徭役摊入田赋，对于南方百姓来说自然是相当不错的选择，南方农民以较轻的徭役摊入产出较多的土地，自然轻松简便，而北方农民以较重的役摊入本就所出不多的土地，自然无法承担如此沉重的税负，只能放弃土地，举家逃亡，沦为流民，这是朱载坖所不愿看到的事情。
所以不仅是葛守礼，很多的北方出身的官员都不能接受折银，高拱也说道：“陛下，夫江南以地科差，盖田之收入既多，又十年始一应差，故论地亦便；若河之南北，山之东西，地多瘠薄沙碱。每亩收入，不过数斗，而寸草不生者亦有之，又年年应差，并之于地，无怪农民之失所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