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关于山水庄园的指控，必须严格遵循证据规则。”高育良敲了敲《刑事诉讼法》文本，“达康同志提供的出入记录，能证明祁同伟同志参与违法活动吗？公安厅长出入特定场所，可能是为了社会治安暗访——比如调查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线索。”
他转而质疑证据合法性：“这些监控资料获取程序是否合规？若常委会可以随意使用非法取证手段，法治建设从何谈起？”
接着抛出杀手锏：“我倒是掌握些信息，京州信访局上月截访费用超支200%，某些‘临时安保人员’与山水庄园保安公司存在关联。达康同志要不要解释？”
通过将“权色交易”转化为“执法行动”，并反手揭露李达康阵营的污点，高育良完成了攻守易势。
“达康同志引用的第三方核查报告，出自哪家机构？经费来源是否独立？”高育良抽出省统计局的官方文件，“根据法定数据，全省治安满意度同比上升8.7个百分点，恶性案件破案率提高12%。这些成绩难道不是祁同伟同志带领六万干警日夜奋战的成果？”
他剑指李达康的治理漏洞：“说到民生问题，京州开发区强拆导致上月群体性事件，受伤群众中包括两名孕妇——这难道就是达康同志标榜的‘为民执政’？”
更以学术话语消解指控：“犯罪率统计存在‘辛普森悖论’，用局部数据否定整体趋势，这是典型的统计学谬误。”
“沙书记主导的政治生态修复，绝不是搞‘清教徒运动’。”高育良转向沙瑞金微微倾身，“干部队伍稳定关乎全省大局，公安系统尤其需要连续性。祁同伟同志的提名经过组织部严格考察，符合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全部程序。”
他警告“一刀切”风险：“如果因未经证实的指控就否决推荐人选，今后谁还敢放手工作？毕竟——”
他扫视全场，“在座哪位同志的工作禁得起360度无死角审查？”
最后祭出大义名分：“中书门下提倡‘三个区分开来’，要保护改革闯将。祁同伟同志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得罪多少人，这些举报材料的真实性难道不需要甄别？”
“看待干部要用辩证眼光。”高育良端起茶杯润喉，“祁同伟同志有缺点，但主流是为党尽责。就像达康同志推动的京州改革，不也伴生过国资流失争议吗？我们不能因噎废食。”
他召唤集体共识：“省委常委会不是道德审判庭，而是要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。祁同伟同志熟悉公安战线，晋升副省长有利于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——这与沙书记提出的‘平安汉东’建设完全契合。”
末了以退为进：“如果常委会认为需要进一步核查，我支持延长考察期。但若因捕风捉影就否定干部，恐怕会寒了基层同志的心。”